「财经纵横」林毅夫:从西天取经走向自主创新,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方向探索

发布时间:2020-11-13 聚合阅读:
原标题:「财经纵横」林毅夫:从西天取经走向自主创新,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方向探索从西天取经走向自主创新,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方向探索财经纵横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论述:...

原标题:「财经纵横」林毅夫:从西天取经走向自主创新,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方向探索

从西天取经走向自主创新,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方向探索

财经纵横

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一是简单地回顾中国经济学科的现状;二是论述我们从“西天取经”走向经济学科自主理论创新的必要性;三是谈谈怎么样进行中国经济学科自主创新的一些粗浅认识。

一、中国经济学科的现状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从1840年鸦片战争我国被英国打败以后,如何推动民族复兴是中国知识分子锲而不舍的追求;到1894年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一种“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西方所以强,不仅在枪炮,背后一定有道理,日本学习了这个道理放诸实践马上成功,中国要成功,同样必须“西天取经”,了解西方成功的道理,用这个道理来改造中国社会,以实现民族的复兴。

经济是基础,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以后,经济学在中国是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尤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地引进西方经济学。大学里经济学科的课程设定和内容等,和西方各大学基本没有差异,所用的教科书,不是直接翻译自西方流行的教科书就是根据西方流行的教科书编写。不论用什么方式,教的内容就像刚才刘伟校长讲的,基本上都是西方怎么样、西方的理论是什么、西方怎么做。

二、从“西天取经”走向经济学科自主理论创新的必要性

我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并没有按照西方当时盛行的主流理论,即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而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西方主流学界认为中国这种渐进的、双轨的、保留了政府的干预又放开一部分市场的制度是最糟糕的经济制度,认为这种经济制度会比计划经济更糟,因为政府干预会带来各种扭曲,滋生寻租、腐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这些问题在我国确实存在,但是中国在转型期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在这段时间里,其他遵循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遭遇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存在于我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他们也有,而且比我国还严重。然而,即使在这样强烈的对比下,由于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盛行的理论消除所有的扭曲,所以西方学界舆论界总是认为,中国存在体制机制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即使经济发展再好,经济也一定会崩溃。远的不说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最近出版的《为什么国家会失败》就持这种观点。所以,只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一点,中国崩溃论就会重新抬头。但是中国崩溃论已经流行了多次,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继续实现稳定快速的发展。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应该有所反思,要了解为什么根据西方理论做政策的国家基本都失败,没有实现理论所承诺的效果,而像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没有遵循西方主流理论制定政策却赶上了发达国家,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与发达国家并列于世界之林的夙愿。

为什么是这样?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的理论发源于西方的土壤,必然是以西方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文化等条件作为理论的暗含前提。西方的理论不是凭空想象,其来源有两个:一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国富论》实际上是总结于英国和欧洲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发展经验。认为分工非常重要,倡导自由市场,参加国际贸易以扩大市场范围,深化分工来提高生产力的水平。二是解决西方当前的问题,凯恩斯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背景各位都知道,因为在1930年西方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用自由市场的理论解决不了,所以才出现了以政府的干预、政府的主导来推动经济复苏、走向繁荣的凯恩斯主义。

任何理论,刚才刘伟校长已经谈了,必然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用几个因变量来解释看到的现象的因果逻辑。不过,在现实社会当中,各种社会经济变量成千上万,在这成千上万的社会经济变量当中,找出几个作为理论模型里的因变量来解释所观察或遭遇到的现象,把其他社会经济变量(用哲学的语言来讲)“舍像”掉。“舍像”的含义是承认它的存在,因为对要解释的现象或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直接影响,暂时存而不论。就像在控制论模型里的状态变量,有一系列状态变量如果不动不变,在写模型的时候,为了简化,就不把不变不动的状态变量写出来放在模型里。但是那些状态变量如果发生变化,模型的结果也就会变。所以,现在我们所读的任何西方盛行的理论,必然是内嵌于产生这些理论的西方国家当时的发展阶段、产业、社会、政治、文化价值理念等被马克思成为“结构”的变量之中,以这些结构变量为暗含前提。这些被“舍像”存而不论的变量发生变化时盛行的理论就会发生变化。

前面提到,《国富论》出版以后,自由市场是西方经济学家的主流思想,认为市场有一种自动平衡的机制。例如一个经济受到外生的冲击导致需求减少,价格就会降低,价格降低以后,就会刺激更多的消费,经济就会恢复平衡,不用政府来干预。这个理论为什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被凯恩斯主义取代了呢?因为在三十年代出现经济大萧条,经济中有大量失业,30%的家庭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即使价格降低,没收入也就不会增加消费,需求不会增加,自动平衡机制就失效了。由此可以看到,原来的自由市场理论是以经济大致平衡为暗含前提,经济大萧条,那么多人失业,单单靠市场的平衡机制走出不了萧条,所以就必须用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直接创造需求,让经济恢复平衡。但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现在又不流行了呢?在我国现在谈凯恩斯主义很多经济学家都会反对,因为在西方国家不流行,在西方学术界至少2008年之前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反对凯恩斯主义,这是由于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用凯恩斯主义积极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没有像凯恩斯主义所预期的那样创造更多的就业,让经济发展得更快,而是出现了所谓“滞胀”。原因在于到了60年代经济基本已经恢复均衡,再用刺激政策,就业不能增加,经济增长率不能提高,带来的只是高通货膨胀,所以就被芝加哥大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及后来的新自由主义所取代。

如果了解现在西方主流理论来源于西方经验的总结或者是西方当前问题的解决,这些理论必然是以理论产生当时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为理论的暗含前提,拿这样的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因为前提条件不一样,理论推行出现“南橘北枳”的结果就不足为奇。

现在的西方理论看起来很漂亮,有严谨的数学模型和经验实证,例如,现在我们谈创新,西方经济学文献里谈的创新其实指的都是发明,探讨发明的重要性和条件等。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要创新,是否和发达国家一样就必须靠发明?创新的定义是在已有的产业使用比现有技术更好的技术来生产或进入到比现有产业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在世界前沿,产业的附加值已经处于世界最高水平,要创新就只能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除了自己发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和产业附加值差距,引进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到底哪种创新方式比较好?应该取决于哪一个成本更低、风险更小、能够更快速地发展。可是要根据西方的创新理论,就容易被误导以为只有发明一种创新方式。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如此。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被认为过时了,当时认为用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花政府的钱去创造就业等等,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将来政府需要增加税收来还债,每个人即使现在有就业,将来要增加税收,为了平滑消费,就只能增加储蓄,结果政府支持的需求增加,家庭的需求减少,总需求并不增加,导致就业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增加而政府财政赤字增加的“李嘉图等价”现象。那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不是一定也是这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变迁速度非常慢,所以,在讨论积极财政政策的周期理论里一般假设技术不变,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是分开的;基础设施也一般完备,积极财政政策所做的是挖个洞、补个洞,对生产率的增长贡献有限。但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机会,也有许多消除基础设施瓶颈的机会,如果积极财政政策是给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创造条件,是用来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发展中国家就可以打破出现于发达国家的“李嘉图等价”,在发展中国家考虑积极财政政策时需要把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结合在一起。

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指导实践,要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并改造好世界的理论则一定要把自己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结构条件作为理论的暗含前提,这样的理论仅能来自于自己国家的经验总结,或是为解决当前的问题,了解它怎么产生,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把这些道理讲清楚,形成理论。只有以这样自主创新产生的理论来教育学生,才能够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一位建设者,而不是仅仅是一位批评家。

三、怎么进行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

我国社会科学理论怎么进行自主创新?我认为有两种方式。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参考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精华,来总结我国的经验和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就像儒家哲学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成为我国官方的正统,孔孟倡导的儒家入世哲学不谈人生终极道理,汉以后佛学趁虚而入,用唐朝韩愈所描述的,当时士人为了科举必须学习儒学,但是实现中信仰的则是“非佛即道”,只有到了宋朝吸收了佛学的一些精华,形成了理学,丰富了儒家哲学,才恢复了儒学的生命力。另一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以唯物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来总结我国的经验和解决我国存在的问题,了解这些现象和问题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这有点像汉朝传入中国的属于印度出世的佛学,唐朝之后出现了六祖慧能开启的禅宗,吸收了儒家的入世哲学和普世关怀,形成了中国本土的佛学理论体系,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同时可以与时俱进,结合我国自己的经验和实际条件来解决问题,形成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利于统一思想,也有利于推动我们改革发展的进程。第二种方式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用的分析和论述方式和西方主流学界是相同的,这样有利于与国外的学界交流,国外学界和知识界可以看懂,这样有利于提升我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软实力,有利于分享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这些年来我致力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是沿着第二种方式进行,今天没有时间详细阐述,就简单介绍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它的结构包括产业、技术、制度、文化、价值等等是不同的,各个国家的结构是内生于该国在每一时点上给定的、随时间可以变动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总体概貌。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以禀赋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实际上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方法论的精神实质。唯物辩证法认为一个社会的万事万物是相互关联的,物质是第一性,社会的变化是由物资的变动来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以禀赋作为理论体系构建的切入点,反映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方法论。

同时,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不同结构,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思想。经济基础大家知道是生产力和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什么是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是从长期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如果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生产力决定于当前发展阶段的产业和技术,当前的产业和技术则取决于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一个社会如果资本相对多,那么合适的技术是资本密集型,生产力水平相对高,如果劳动相对多,合适的技术是劳动密集型,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会有不同生产关系,生产力水平低的时候,工人的工资水平低,有工作就能生存,没有工作就不能生存,资本家有财富,工作或不工作都能生存,在谈判时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反过来讲,资本丰富了,采用资本密集的技术,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提高,工人也会有积蓄,半年、一年不工作,或者像这次遇到新冠肺炎疫情,我了解到很多工人一年两年不工作也没什么问题,资本家如果不雇工人来生产,资本无法增值,所以,当资本经由积累变成相对丰富以后,工人在与资本家谈判时地位就提高了。同时,不同的产业规模经济和风险特性不一样,需要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法律、金融等等也会不一样,这些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的思路。

(林毅夫: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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